丹尼尔·贝尔（1919—2011年）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二、文化习得、传播、积累与传承的第四次革命

　　网络文化的发展，是人类从未有过的“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机”。同时它也带来前所未有的“人类性问题”。

　　当代人类文化的习得、传播、积累与传承，以及保存和积淀，进入到第四次革命的阶段。第一次是语言的产生；第二次是文字的创造；第三次是印刷术的发明；现在，个人电脑的创造和网络文化的产生，则是第四次革命了。这次革命，其功能之广泛、高超，超过以前三次革命；其传播速度之快、被掌握和应用之普及与深入、积累之省工而高效，以及积淀数量之大而保存体积又小，都是此前三次革命所望尘莫及的。人类知识、信息之传播、掌握与应用，均达到“朝发夕知”以至“即发即知”的程度。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性交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空间，都极大地扩展了，意义十分深远。它使人类文化的发展，速度极大地加快，空间极大地扩大，普及程度极大地深化。网络文化的发展，真正是日新月异、广被世界、普惠全人类。它是人类从未有过的“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机”。当然，同时它也带来前所未有的“人类性问题”，包括社会的、法律的、伦理的和人性的。

　　三、“科学共同体”的整体合作协调发展与社会——人文科学的侧重进展

　　“大科学”——“四大科学部类的共同体”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识和社会实践。

　　科学并不是如国人习惯的看法，仅指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四大科学部类组成的“科学共同体”。诉之人类认知的历史，科学产生之初，是混沌一体的，只是以后的发展才逐渐细密分科，形成四大科学部类。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发挥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为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巨大财富和高福利水平的生活，并以人类性灵之光的耀眼的辉煌，大大推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则不免相对滞后发展。因为它的作用是隐性的、悠长的、慢性的、精神性的，也是无价的(无法精确计价的)，还是涉及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但是，从上述的对科技的反思中，人类已经感受到并深刻认识到，物质和科技的超乎需求和未加控制的发展，负效应越来越大，需要社会——人文科学来填隙补罅。而且，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社会——人文科学与自然—技术科学的配合。“大科学”——“四大科学部类的共同体”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识和社会实践。人文与科技文化的分裂为两种文化的状况，已经在改变。上世纪末就有论者提出“21世纪是社会科学世纪”，这或有偏颇，但不无道理。科学共同体的协调发展，将极大地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

　　这意味着、预示着人类文化分裂成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状态在打破，在改变，两者在协调发展，在保持各自的特色与构造前提下融合。

　　四、人类新的智慧苹果和新的认知图景的产生

　　“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

　　人类在20世纪科技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在网络文化发展的前提下，对宇宙、对世界以及对生命和人生都产生了新的认识；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传统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许多新的理论出现并被证实和认同。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提出，意味着“将可能以生命科学为基础，融合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提供解决和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要和提高生命质量的最新科技”，在科学上，“可能是生命学革命”，在技术上，“可能是‘再生革命’，包括仿生——创生——再生的三生技术革命”。（何传启：《第六次科技革命来了吗》，载《光明日报》2012年2月6日）凭着这些新兴的科学思维和技术创新，人类从“宇观——宏观——微观——渺观”（钱学森）的“四维视角”和水平上，对宇宙和世界、对人类自身和生命，进行考察和研究，得出了许多并相对成体系的新的认知，构成了人类新的“智慧苹果”，构成了人类新的认知图景。在这个新的认知图景中，人类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对人性，对生命与人生，对“存在”这个人类哲学永恒的命题，都产生了新的认识、新的体验和感受。大自然，在人类面前展开了新的面貌和气质；人也在自然面前展开了自身的新面貌、新品质。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都进入崭新的世纪，进入更高级的阶段。这是人类文化的一大新进步，也推动人类文化大踏步前进。工业文明行将结束，“知识文明”时代已经到来，知识成为一切资源的源头。“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人类文化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到来”，这些颇有依据的论断和期待，鼓舞人类在文化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热忱和实际行动。

    六、环境意识的觉醒与生态伦理的产生和发展

　　大自然岿然耸立于人类面前，所有人类行为，都要在自然面前受到检验、考核和审查，不可“逆天行事”。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家园，但现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地球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自然家园被人类行为糟蹋成危园。自然已经被迫实施对人类的报复，其力巨大无比，非人类所能抗衡。因此，环境保护意识从上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问世以来，日益发展，已成全球巨大浪潮。环保意识成为现代意识的主要标志和内涵。生态伦理的提出，把环境——自然纳入人类伦理范畴，人伦——社会——自然组成人类伦理的三位一体的结构。自然进入人类伦理范畴，人类的伦理生活与存在，不只是涉及人类自身，也不仅是涉及他人和社会，而且涉及大自然。大自然岿然耸立于人类面前，所有人类行为，都要在自然面前受到检验、考核和审查，不可“逆天行事”。在环境意识和生态伦理的“监护”下，人类既要回视、检查已经被破坏的自然，实行力所能及的“补天”；更要“防患于未然”，实施严格严密的环保举措。这些已经成为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行动和巨大动力。反之，则是文化上的退步与灾祸。

　　七、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深度结合

　　这种深度结合，不仅是能够推进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而且足可预防、阻遏和消减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和灾祸。

　　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总是产生重重问题、诸多麻烦，危及社会和人自身。这种状况，在发达国家严重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则问题丛生并日益严重。不过，问题和麻烦已经引起深度的注意，防范之策众多，堵塞与拯救的行动也已经实施并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结合、与文化结合。国际社会学界，关于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有多种多样，但不同的种种指标体系中，有两条是共同具有的，这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结合，人的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同步。这两条，要求并预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深度结合。这种结合，是与前述各项同步并存的，是它们的内涵与要素之一。这种深度结合，不仅是能够推进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而且足可预防、阻遏和消减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和灾祸，进一步，更构成并推动人类认知的发展、新的智慧苹果的丰硕和三大家园的重建。

    八、向东方文化的回眸与从古老智慧中获取现代灵感

　　人们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恰是可以弥补缺陷并与之“相反相成”的“异体文化”。

　　这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文化趋势，欧洲中心论和欧洲文化居于统治地位的状况，已经打破，其偏颇、缺陷和负面作用，也已被广泛认同。人们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恰是可以弥补缺陷并与之“相反相成”的“异体文化”。即拿中国文化来说，“天人合一”这个固有而悠久的统括宇宙观、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哲学命题，在本质上就符合消除天、地、人三者紧张关系而达到整合与和谐的企求。它同与之相连的“敬畏自然”的思想精神，在本质上确定了保护自然、与环境共同生存与繁荣的境界，可为当代环保意识和生态伦理重要的思想资源。“开物成务”的外倾型西方文化（钱穆，下同），正可以从“人文化成”的内倾型中国文化中，汲取有用的、堵漏补罅的思想文化资源。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关于21世纪的对话录中，有详细而具体的论证。美国学者关于“通过孔子来思维”的论述、海德格尔对老子“道”的认同以及西方对老庄哲学的研究与瞩目，都表现了西方学界对东方文化的回眸与寄托希望。有的中国学者提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带着肯定意味的提问与论述，季羡林关于世界文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多次详细论证，则反映了中国学界对于这种世界文化呼声的回应。

　　这种对于东方文化的回眸，除了上述的整体文化发展的意义之外，还有人类智能发展的新体认和功用的价值，这就是“从古老智慧中寻找现代灵感”。这已经不是一种设想或猜想，而是已经存在的实践和新的思维路向。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的“歪译误译”中国古诗而创造他的真正现代派诗歌，西方绘画汲取中国绘画元素以及西方影剧艺术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攫取”资源，等等，都表现了这种从古老智慧中获取并得到了现代灵感的事例。

　　九、人类文化的转型与重构

　　转型，就是从与“自然为敌”向“与自然为友”转换，在生态伦理思想指导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同生存与繁荣”。

　　基于上述多方面的文化事实与具体实践，可以看出，人类文化正在新的思维、新的文化现象和新的科技手段等基础上，实现着整体文化的转型与重构。转型，就是从与“自然为敌”向“与自然为友”转换，在生态伦理思想指导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同生存与繁荣”；从偏重科技文化向与之同时重视社科——人文文化转换；增加它们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结构比，“四大科学部类”共同协调发展，东西方文化汇合熔融，建设人类新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西方文化同样不是这种“体”“用”对立的“二分发”而是世界性的整体人类新文化，在共性中，各民族文化融入区域的与民族的文化特色，而保留大同中的“小异”。人类从“传统人”——“政治人”——“经济人”向“现代——文化人”转换。重构，就是在科技革命、科技发展的同时，相应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提高社会——人文科学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结构比，打破两种文化的分裂状态；制订新的科技战略和政策，以抑制科技文化的泛滥与侵害人类文化和人性的负面作用，增加其人文性和人文关怀；结束西方文化的统治地位，增加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比重并提高其地位，以人文化成的内倾型文化与开物成务的外倾型文化相结合的新的人类文明取代东西文化的分置与分化的状态；以社会人文科学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而以科技为解决战术问题的依凭，同时参与科技战略的决策。

　　这种转型与重构，是同步进行的。在转型中实施重构；在重构中实现转型。

　　十、走出“人在何处”、“我是谁”的“人之困惑”

　　从人的生存，人的文化状态，从人的矛盾、困惑、苦痛、“胜利之中和之后的反思与空虚”中，来思考和认识人。

　　人类自有意识和思维以来，自从从大自然中独立出来，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一直存在着一种“天问”——“终极之问”：“人在何处”？“我是谁”？现在，在新的文化发展时期，人类是在高科技和高智能的基础上，来思考和回答这个终极之问；更是在“人——社会——自然”三大关系紧张，并且愧对自然、反思自身的基础上，又还是在对人生和生命都产生困惑的情况下，来思考和试图回答这个“人的立足点的原问”。现在，明确地认识到，人类不会是宇宙的孤儿；人生活在地球上，是自然的一员，乃自然之子，既依赖自然为生，又需养育自然；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个体俱是依凭他人——全社会而生存、发展，人应该在与“他者”相对并和谐相处中，来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财富和权利都应该是回报社会、回归社会的身外之物。笛卡儿说“人是智能实体”，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达尔文说“人是动物本能”，拉·梅特里说“人是机器”。现在，不再一般地和仅仅从生物的、知识的视角来认识人，把人从宇宙和自然之中孤立出来认识人，同时，也不是平面和静态地来认识人；现在是从宇宙一员、自然之子的“身份”，从人的生存，人的文化状态，从人的矛盾、困惑、苦痛、“胜利之中和之后的反思与空虚”中，来思考和认识人。这样就是历史地、综合地、整体地，在极为扩大、渺远而又极为精细、深微的状况下，来考察、思考和认识人，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人在何处？”“我是谁？”——“人：自然——社会——他人——自身；和谐汇融，共同生存、发展、繁荣”，这就是回答。但这还不是终极回答；也不可能有终极回答。但这个阶段性回答，会管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当前，在这个回答的基础上，人类则正在“走向回家的路”。回哪个家？回自然之家，回文化故土，回精神之寓，如此解脱倒悬在和沉溺于金钱权利之中的、已经难于承受的生命之“虚”与“轻”，以增加生命之重以及它的意义和终极价值。

　　结语与思索：

　　面对这样一些极为粗线条的、扫描性的，对于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我们来思考国家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自应有所思、有所悟、有所为。这里不可能哪怕是稍微一点的细说，只大而化之言之。首先，是需要总体思考大体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择其要者而取之；第二，需要依据本身的特殊情况（地域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具体地采用和实施。第三，其中重要的方面，极需认真落实。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以及实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是极为重要的。其中，战略性和总体性的是，实现民族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在这个进程中，实现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还有首当其冲就是保护自然、坚决制止破坏环境的“建设”，保护传统，遏制对传统、对民族文化、对历史的忽视、轻忽、鄙弃以及否定过多，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三大倾斜：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重个人、轻群体。解决经济热、文化冷以及“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状态。纠正对文化发展的重物质轻人文，对科学共同体的重科技、轻人文——社科偏颇。急速树立民族性的，尤其是知识和干部群体的文化关怀与文化情怀，尊重文化、支持文化发展，注意追求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

　　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和重视：我们现时的文化状态和发展趋势，在某些重要领域和方面，存在与上述世界文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至少是存在距离的状态下发展的问题，因此也存在“寻迹而行，走人家走过的弯路”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会要、现在也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经济——社会代价和人文损害的代价。